诊断标准
A. 反复出现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一次惊恐发作是突然发生的强烈的害怕或强烈的不适感，并在几分钟内达到高峰，发作期间出现下列4项及以上症状。
注：这种突然发生的惊恐可以出现在平静状态或焦虑状态。
1. 心悸、心慌或心率加速。
2.出汗。
3.震颤或发抖。
4. 气短或窒息感。
5. 哽噎感。
6. 胸痛或胸部不适。
7. 恶心或腹部不适。
8.感到头昏、脚步不稳、头重脚轻或昏厥。
9. 发冷或发热感。
10.感觉异常（麻木或针刺感）。
11. 现实解体（感觉不真实）或人格解体（感觉脱离了自己）。
12. 害怕失去控制或“发疯”。
13. 濒死感。
注：可能观察到与特定文化有关的症状（例如，耳鸣、颈部酸痛、头疼、无法控制的尖叫或哭喊），此类症状不可作为诊断所需的4个症状之一。
B. 至少在1次发作之后，出现下列症状中的1-2种，且持续1个月（或更长）
时间：
1. 持续地担忧或担心再次的惊恐发作或其结果（例如，失去控制、心脏病发作、“发疯”）。
2. 在与惊恐发作相关的行为方面出现显著的不良变化（例如，设计某些行为以回避惊恐发作，如回避锻炼或回避不熟悉的情况）。
C.这种障碍不能归因于某种物质（例如，滥用的毒品、药物）的生理效应，或其他躯体疾病（例如，甲状腺功能亢进、心肺疾病）。
D. 这种障碍不能用其他精神障碍来更好地解释（例如，像未特定的焦虑障碍中，惊恐发作不仅仅出现于对害怕的社交情况的反应；像特定恐怖症中，惊恐发作不仅仅出现于对有限的恐惧对象或情况的反应；像强迫症中，惊恐发作不仅仅出现于对强迫思维的反应；像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惊恐发作不仅仅出现于对创伤事件的提示物的反应；或像分离焦虑障碍中，惊恐发作不仅仅出现于对与依恋对象分离的反应）。
诊断特征
惊恐障碍是指反复发作的意外的惊恐发作（诊断标准A）。惊恐发作是突然汹涌而来强烈的害怕或不适，在几分钟内达到顶峰，而且在此期间，13项躯体和认知症状列表中有4项或更多症状出现。术语“反复发作”实际上意味着超过一次意外的惊恐发作。术语“不可预期的”是指惊恐发作时并无明显的线索或激发事件也就是说，发作得令人意想不到，例如，当个体非常放松时或刚睡醒时（夜间惊恐发作）。作为对比，预期的惊恐发作是指发作时有明显的线索或激发点，例如，通常导致惊恐发作的情境出现。惊恐发作是不可预期的还是预期的，需要由临床工作者来判断，要仔细询问惊恐发作之前或导致发作的系列事件，以及个体对惊恐发作是否有明显原因的自我判断。文化性解释可能影响判断惊恐发作是预期的或不可预期的（参见此障碍的“文化相关的诊断问题”部分）。在美国和欧洲，大约半数有惊恐障碍的个体既有预期的惊恐发作，又有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因此，预期的惊恐发作的存在不能排除惊恐障碍的诊断。要了解有关预期的惊恐发作与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相互对比的详细内容，参见惊恐发作的后续文本。
惊恐发作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各有不同。关于频率，存在中度频率的发作（例如，每周一次），每次持续数月；或是更频繁的短暂发作（例如，每天），但间隔数周或数月无任何发作；或低频率的发作（例如，每月两次），持续数年。在惊恐发作的症状、人口统计特征，与其他障碍共病的情况，家族史和生物学数据方面，惊恐发作频率低的人群与发作频率高的人群并无差别。关于严重程度，有惊恐障碍的个体可能既有完全症状的（症状不少于4种），也有有限症状的症状（症状少于4种）发作，一次惊恐发作的症状数量和类型通常不同于下一次惊恐发作。然而，需有超过一次的不可预期的完全症状的惊恐发作，才能诊断为惊恐障碍。
对于惊恐发作或其后果的担忧，通常涉及躯体方面的担忧，例如，担忧惊恐发作意味着存在威胁生命的疾病（例如，心脏病、癫痫）；社交方面的担忧，例如，由于他人看到自己的惊恐症状而导致负面评价的尴尬或惊恐；精神功能方面的担忧，例如，“疯狂”或失控（诊断标准 B）。行为上适应不良的改变代表了减轻或避免惊恐发作或发作后果的尝试。包括避免重体力活动、重组日常生活，以确保当惊恐发作时能够获得帮助；限制日常活动，以及避免广场恐怖类型的情境，例如，离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购物。如果存在广场恐怖症，可给予额外的广场恐怖症的诊断。
支持诊断的有关特征
一种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的类型是夜间惊恐发作（即在惊恐状态中醒来，不同于完全醒来之后的惊恐）。在美国，这种类型的惊恐发作预计在大约1/4到1/3的有惊恐障碍的个体中至少发作一次，他们中绝大多数也有白天的惊恐发作。除了担忧惊恐发作及其后果之外，许多有惊恐障碍的个体报告有持续的或间歇性的焦虑感，这种感觉更广泛地与躯体和精神健康的担忧有关。例如，有惊恐障碍的个体经常预期轻度的躯体症状或药物治疗的副作用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例如，认为他们可能会得心脏病，或头疼意味着存在脑肿瘤）。此类个体通常相对地更无法忍受药物治疗的副作用。此外，对于完成日常任务或承受日常应激源的能力的广泛性担忧，导致过度使用药物（例如，酒精、处方药或毒品）来控制惊恐发作，或为了控制惊恐发作的极端行为（例如，由于担心躯体症状可能诱发惊恐发作而严格限制食物摄入或回避特定的食物或药物）。
患病率
在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的总人群中，惊恐障碍成年人和青少年12个月的患病率估计为2%—3%。在美国，相比于非拉丁裔白人，拉丁美洲人，非裔美国人、加勒比黑人和亚裔美国人惊恐障碍被报告的比例明显较低；作为对比，美洲印第安人的比例明显较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患病率报告更低，从0.1%一0.8%。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受到影响，比例约为2:1。性别差异始于青少年期，在14 岁以前已经可以观察到。虽然在儿童中也有惊恐发作，但14岁以前惊恐障碍的总患病率还是低的（＜0.4%）。惊恐障碍的患病率显示出在青少年期间缓慢上升，特别对于女性，可能紧随着青春期开始，在成人期达到顶峰。患病率在老年个体中有所降低（即64岁以上老年人的患病率0.7%），可能反映了其严重程度降低到了亚临床水平。
发展与病程
美国惊恐障碍的中位起病年龄力20—24岁。少数个案开始于儿童期，而45岁后起病较少见，但也有可能发生。如果该障碍未经治疗，通常病程是慢性的，但会加重和减轻。一些个体可能有阵发性的发作，在发作之间伴多年的症状缓解，而其他人可能有持续的严重症状，只有少数个体在数年内完全缓解且无后续复发。
惊恐障碍的病程常常由于一系列其他障碍而变得错综复杂，特别是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参见该障碍的“共病”部分）。
虽然惊恐障碍在儿童期很少见，但是首次出现“令人害怕的发作”往往可以追溯到儿童期。与成年人一样，青少年的惊恐障碍也倾向于慢性的病程，且通常与其他焦虑、抑郁和双相障碍共病。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青少年与成年人的临床表现有差异。然而，青少年比起年轻的成年人，可能更少为额外的惊恐发作而担忧。在老
年人中，惊恐障碍的患病率更低，似乎可归因于与年龄有关的自主神经系统反应的“减弱”。许多有“惊恐感受”的老年人被观察到有一种有限症状的惊恐发作和广泛性焦虑的“混合”。老年人也倾向于将他们的惊恐发作归因于特定的应激性情境，例如，医疗程序或社交环境。老年人可能会回顾性地支持惊恐发作的解释（哪怕他们曾经否认惊恐障碍的诊断），即使当时的发作实际上可能是不可预期的（因此符合惊恐障碍的诊断）。这种现象可能导致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在老年人中报告不足。因此，需要对老年患者仔细问诊，以评估在压力情境之前是否预期到了惊恐发作，以防忽略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和惊恐障碍的诊断。
儿童中惊恐障碍的低患病率可能与症状报告的难度有关。似乎假设儿童没有能力报告与分离有关、与恐怖物体或恐怖情境有关的强烈的害怕或惊恐。青少年可能比成年人更不愿意公开讨论惊恐发作。因此，临床工作者应该意识到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也会出现在青少年期，就像会出现在成人期一样，而且当青少年报告阵发性的强烈的害怕或痛苦时，需特别注意这种可能性。
风险与预后困素
气质的：负性情感（神经质）（即倾向于体验消极情绪）和对焦虑敏感（即倾向于认为焦虑症状是有害的）是惊恐发作起病的风险因素。分别而言，他们也是担心惊恐发作的风险因素，尽管他们对于惊恐障碍的诊断的作用尚不清楚。“令人害怕的发作”的病史（那些不符合惊恐发作诊断标准的有限症状的发作）可能是后来惊恐发作和惊恐障碍的风险因素。虽然儿童期的分离焦虑，特别是严重的情况，可以在晚期的惊恐障碍之前发生，但它仍然不被考虑为一个稳定的风险因素。
环境的：儿童期性和躯体虐待的经历的报告在惊恐障碍中比在其他焦虑障碍中更为普遍。吸烟是惊恐发作和惊恐障碍的风险因素。大多数个体报告在他们首次惊恐发作之前的数月内存在可确认的应激源（例如，人际上的应激源和与躯体健康有关的压力的应激源，如毒品或处方药物的负性体验，疾病或家庭成员的死亡）。
遗传与生理的：目前认为多个基因与惊恐障碍的易感性有关。然而，确定的基因、基因产物或与遗传区域有关的功能尚不清楚。目前有关惊恐障碍的神经系统的模型强调了杏仁核及其相关结构的作用，就像在其他焦虑障碍中那样。有焦虑、抑郁和双相障碍的父母，其后代罹患惊恐障碍的风险升高。呼吸障碍（例如，哮喘）的既往史、共病和家族史，与惊恐障碍有关。
文化相关的诊断问题
对焦虑的精神和躯体症状感到恐惧的比例在不同文化中有显著差别，可能影响惊恐发作和惊恐障碍的患病率。文化期待也会影响惊恐发作的分类：是预期的还是不可预期的。例如，一个越南人，在走入有风的环境之后（tring gio，“被风打击”）惊恐发作，可能将惊恐发作归因力“暴露于风”，这是文化综合征的后果，联结起了这两种体验，导致该惊恐发作是预期的。各种与惊恐障碍有关的其他文化综合征，包括拉丁裔美国人中ataque de nervios（神经发作），柬埔寨人中的khyal发作和“丧失灵魂”（soul loss）。神经发作可能包含颤料、不可控制的尖叫或哭喊、攻击性或自杀行为、人格解体或现实解体，这些可能比数分钟的典型的惊恐发作经历更长的时间。神经发作的一些临床表现符合了除惊恐发作之外的疾病的诊断标准（例如，其他特定的分离障碍）。这些综合征影响了惊恐发作的症状和频率，包括个体对不可预期性的归因，因为文化综合征可能产生对特定情境的害怕，从人际的争执（与神经发作有关）到发作的类型（与khya 发作有关），到大气层的风（与tringgio 发作有关）。对文化归因细节的澄清可能可以帮助鉴别不可预期的和预期的惊恐发作。
对惊恐发作及其后果的特定担忧可能在不同文化中有所不同（在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性别间也有不同）。对于惊恐障碍，美国非拉丁裔白人社区样本比非裔美国人的功能性受损明显更少。在有惊恐障碍的非拉丁裔加勒比黑人中，客观定义的严重性的比例较高；在非裔美国人和非裔加勒比人这两种人群中，惊恐障碍的比例都更低，表明在非洲人后裔的个体中，只有当存在显著的严重性损害时，才符合惊恐障碍的诊断标准。
性别相关的诊断问题
惊恐障碍的临床特征在不同性别间未有差异。在惊恐障碍和儿茶酚-0-甲基转移酶（COMT）之间存在关联，已有证据说明COMT 存在性别差异，其基因只在女性身上被发现。
诊断标记物
具有完全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例如，乳酸钠、咖啡因、异丙肾上腺素、育亨宾（中枢兴奋药）、二氧化碳和脑肠肽胆囊收缩素，在更大程度上比健康对照组更易引起惊恐障碍个体的惊恐发作（在一些案例中，比其他焦虑、抑郁或双相障碍而无惊恐发作的个体更易引起惊恐发作）。同时，一些有惊恐障碍的个体，其惊恐发作与骨髓二氧化碳感应器的过度敏感有关，会导致低碳酸血症及其他呼吸不规则。然而，这些实验室发现，没有任何一项可以被考虑为惊恐障碍的诊断标准。
自杀风险
即使考虑到并发症、儿童期虐待史和其他自杀风险因素，既往12个月的惊恐发作和惊恐障碍的诊断也是与既往12个月内较高的自杀企图和自杀观念有关。
惊恐障碍的功能性后果
惊恐障碍与高水平的社交、职业和躯体残疾有关；相当大的经济支出；在焦虑障碍中其就医次数最多，在伴有广场恐怖症时后果最为严重。有惊恐障碍的个体上班或上学可能经常由于就医和急救而缺勤，这可能导致被解雇或辍学。在老年人中，照料他人的义务和自愿活动可能出现受损。完全症状的惊恐发作比起有限症状的惊恐发作，通常与更严重的疾病状态有关（例如，更高的医疗使用率，更严重的残疾，更差的生活质量）。
鉴别诊断
其他特定的焦虑障碍或未特定的焦虑障碍：如果从未体验过完全症状（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就不能诊断为惊恐障碍。如果只有有限症状、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应诊断为其他特定的焦虑障碍或未特定的焦虑障碍。
由于其他躯体疾病所致的焦虑障碍：如果判断惊恐发作是其他躯体疾病直接的生理后果，就不能诊断为惊恐障碍。可能导致惊恐发作的躯体疾病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嗜铬细胞瘤、前庭功能障碍、癫痫和心肺疾病［例如，心律失常、室上性心动过速、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恰当的实验室检查（例如，检查血清钙浓度以确定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用 Holter 动态心电监测仪监测心律失常）或体检（例如，检查心脏疾病）可能有助于确定其他躯体疾病的病因学作用。
物质/药物所致的焦虑障碍：如果判断惊恐发作是一种物质直接的生理后果，就不能诊断为惊恐障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例如，可卡因、苯丙胺、咖啡因）或大麻的中毒，或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例如，酒精、巴比妥类药物）的戒断，可以诱发惊恐发作。然而，如果惊恐发作在物质使用范围之外持续发生（例如，在中毒或戒断已经结束很久之后），可考虑诊断为惊恐障碍。此外，由于在某些个体中，惊恐障碍可能先于物质使用出现，且与物质使用的加剧有关，特别是为了自我药物治疗的目的，应详尽考虑个体的病史，以确定个体在过度的物质使用之前是否有惊恐发作。如果是上述这种情况，就应考虑除了物质使用障碍的诊断之外，再加上惊恐障碍的诊断。某些特征，例如，在45岁之后起病或惊恐发作期间存在非典型症状（例如，眩晕、意识丧失，膀胱或肠道失控，口齿不清、失忆）提示其他躯体疾病或某种物质使用可能是引起惊恐发作症状的原因。
其他精神障碍，伴有惊恐发作的特征（例如，其他焦虑障碍和精神病性障碍）：
惊恐发作作为其他焦虑障碍的一种症状，是可以预期的（例如，在社交焦虑障碍中被社交情境所激发，在特定恐怖症或广场恐怖症中被恐怖的物体或情境所激发，在广泛性焦虑障碍中被担忧所激发，在分离焦虑障碍中被离家或离开依恋对象所激发），因此他们不符合惊恐障碍的诊断标准（注：有时一次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与其他焦虑障碍的起病有关，然后惊恐发作变得可以预期，而惊恐障碍的特征是反复出现的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如果只在对特定的激发物进行反应时才出现惊恐发作，那么只能诊断为相应的焦虑障碍。然而，如果个体也体验了不可预期的惊恐发作，并由于这些发作而表现出持续的关注和担忧，或表现出行为的改变，那么应考虑一个额外的惊恐障碍的诊断。
共病
惊恐障碍较少发生在缺少其他精神病理学因素的临床环境中。惊恐障碍的患病率在有其他障碍的个体中有所升高，特别是其他焦虑障碍（尤其是广场恐怖症）、重性抑郁障碍、双相障碍，可能还有轻度的酒精使用障碍。惊恐障碍经常比共患疾病的起病年龄更早，因而起病有时出现在共患疾病之后，可视为共患疾病严重程度的标志。
已报告的重性抑郁障碍与惊恐障碍共病的终生患病率的变化范围较大，有惊恐障碍的个体中共病的比例从 10%—65%。有这两种障碍的1/3的个体中，抑郁发生于惊恐障碍起病之前。余下的2/3，抑郁与惊恐障碍起病的时间一致，或在惊恐障碍起病之后。有惊恐障碍的个体中的一部分，发展出某种物质相关障碍，表示他们企图用酒精或药物来治疗焦虑。与其他焦虑障碍和疾病焦虑障碍共病也很常见
惊恐障碍显著地与数种一般性躯体症状和疾病并存，包括而不局限于头晕、心律失常、甲状腺功能亢进、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肠易激综合征。然而，惊恐障碍和这些疾病之间的关系本质（如原因和结果）尚不清楚。虽然二尖瓣脱垂和甲状腺疾病在有惊恐障碍的人群中比在普通人群中更为常见，但患病率不尽相同。